许知远
许知远的出现从来都离不开书。
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,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,或是一本英文杂志,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。
他做书店、开专栏、写书。
八年间,从《那些忧伤的年轻人》到《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》,从《经济观察报》到《生活》杂志,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,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。
从24岁到31岁,许知远称,他的写作已经从追求华丽转变为注重对生活真实的体验。“我希望在写作中寻找安宁、美好的东西。”尽管他同时也认为,写作不应该是一件随性的事,发表意见应该是一种义务。
许知远文章中充溢的,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。他在《经济观察报》的专栏结集《昨日与明日》,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“今日与明日”。不仅如此,他的参照体系的英美色彩浓厚:“特别是高中时期,那时受了很多李敖的影响。他不是在文章中说,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吗?”而对于传统文化,他却“一无了解”。朋友说,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“就像一个外来者”。
高中与大学时期,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成为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来源。北大图书馆三、五块钱处理的《时代》过刊,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。这段阅读经历,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对人、对事物、对国家的看法,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,比如说,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。”
2002年,许知远第一次出国,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。“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,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,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。像加尔布雷斯、希勒,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,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,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,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,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。我见加尔布雷斯时,他已经92岁了,还在写新书,当时我就觉得,我要做这样的人,要做一些新的事情。”
2004年,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《天下》撰写专栏。一名台湾学生说,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,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。这也是许知远“发现中国”的开始:“那时还很模糊,不知道该怎么写中国。但写作和谈论是一种探索方式,在谈论中,我发现自己中国意识的空白,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中国,只能去看《财富》、《纽约时报》是怎么写的。这是一块陌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。”
从为中国介绍西方,到向台湾介绍大陆,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,“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,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,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。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,要温情,不要滥情就可以了。”
这之后,许知远的文章中,“中国”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,“现在清晰一些了”。他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。他的价值体系中,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。近一两年,他开始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物。在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版的专栏就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从来不读鲁迅的他,近几个月开始读鲁迅了。而且,他还计划到中国各地走走,通过与当地人的交谈,把看到、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。他依然读不下去古文,看的更多的还是汉学家写中国的文章。
微电子专业的背景却频频在经济领域发言、文章中过分的旁征博引,都成为人们对许知远的最大质疑。“专家是多么愚蠢的title呀!”许知远反驳说。“我的专业是人,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。而且我大量使用引语,是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。用引语,是一个学习的过程,一个连接的过程,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,为读者提供启发。那是我试图分析和推理的方式呀。在西方传统里,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我们的国家太反智了,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。而我传递更多的是信息和推理,不是一个确定的观点。我不一定有观点,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上,才能得出看法。当我有观点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的。”
许知远说,他开始更重视微小的变化。“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经验的积累,更是内心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确认的过程。”这个曾经迷恋苏晓康式抒情体,曾经以李敖、孔庆东为精神武器的年轻人,已经过了而立之年:“世界的参照体系很多,你要试图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。我还没有成型,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,所以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。知识可以被不断取代、颠覆,但性格的塑造却能给人生带来稳定性。生活没有特殊的转折点,而是由dailywork积累而成的,认识到这一点,是我自己成熟的标志。”